犹太人在上海的心声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在这个暑期要去的博物馆计划之列的。冒着烈日到达那里的时候，才得知因为疫情从3月起一直处于关闭状态（8月9日重新开放，但是已经离开上海）。有些不甘心，所以将对面的白马咖啡馆外观仔细打量了一番，顺便逛了一下周边的小花园。随后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些老照片，近期又读了以色列作家伊爱莲编译的《上海之声》，多少弥补了一些遗憾。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外景

纪念馆对面的白马咖啡馆和《风雨同舟》雕塑（咖啡馆为砖木混合结构德国样式，，是犹太难民的聚会之所。

《上海之声》的文字取自档案、私人收藏和停刊的报刊，收集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离开欧洲以及来到上海之后创作的诗歌、日记、绘画、信件及短篇故事，这些既是他们在异乡生存下来的见证，也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一种视角。作为读者，大致能够从中看到以下内容：

犹太难民到达上海路线图

来华犹太难民情况简表

1.困境

到沪的犹太人多半都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家境殷实，有体面的工作。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匆忙间离开故乡，而且被要求不能携带超过10德国马克（当时1美元=3.33马克）出境，经济上的匮乏持续了很久。初来乍到，从临时宿舍到租房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被日本占领（1937年上海沦陷，但日本同欧美诸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依旧是享有太平盛世，西方国家仍然可以驻兵在租界并享受太平），又被迫隔离，自由受到限制。此外，战局的不确定，对留在欧洲亲友的牵挂，难民内部的摩擦，都是无法回避忽视的问题。

到达上海（《上海之声》插图）

初到上海的集体宿舍（来自网络）

上海隔都里的建筑（来自网络）

犹太人的居住证(上) 和救济身份卡(下)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品）

犹太难民创作的讽刺颁发通行证日本人的漫画（《上海之声》插图）

最折磨难民的还是一直沉浸在本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和现实之中。书中所选的诗歌《三个国家将我吐出来》（三个国家指波兰、立陶宛和日本）、《再多些光明》、《母亲的哀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流浪》，诗名中充满了乡愁、绝望、愤怒，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借此宣泄自己的苦闷。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品

2.希望

上面这组微型雕塑生动地再现了犹太难民日渐步入正轨的生活。在写给远方亲友的信中，之前从未有过经商经历的家庭主妇安妮·F·维廷叙述自己卖掉闲置的水晶，用这笔钱在美元低价的时候买进，高价时再抛出；利用上海本地丝绸价格便宜，做工精良而做起女士真丝内衣出口的生意，同时她还做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和某家袜业的代理。物质生活得以保障的同时，生活也日渐丰富起来。在聚会上他们会朗诵诗歌，将房间里15个人的特征和习惯编成《开场白》作为娱乐节目。1941年11月几位波兰犹太演员上演了《恶灵》，第二年上演了《米利暗·埃夫罗斯》。

犹太难民的乐队（来自网络）

《我们的生活》(俄文周刊，后加英语和意第绪语版面， （《上海之声》插图）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恶灵》剧照（来自网络）

难民中有不少作家，办报纸的念头从未断过，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意第绪语版《我们的生活》（意第绪语，是一种日耳曼语，源自中古德语，通常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约有三百万人在使用）。此外，还有其他五份报刊，其中《言报》和《远东犹太之声》是两份宗教类报纸，《新闻》和《在路上》属于世俗报纸，既带有文学倾向而又妙趣横生，也为作家发声提供了机会。

3.审视

“上海这座城市真是糟透了……我现在明白大家为什么都要拼命留在日本……也理解了那些不幸被送到这儿的人们曾寄来的可怕信件。真是一座肮脏恶心的城市……”犹太女演员肖莎娜·卡汉在1941年10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无法不对它一见钟情……主干道两旁是西式风格的房屋，后面就是中式小棚屋，用……粗石、水泥或只用竹子搭建而成……在这里，中国人与他们饲养的猪、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令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数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公交车、小汽车、牛车、自行车，还有许多穿梭其间的黄包车。” 安娜玛丽·波德斯却立刻爱上了上海。安妮·F·维廷在信件中将上海与柏林相比，认为上海是世界著名港口，的交通工具更加多样，占地面积很大，需要地图才能快速确定方位，喜欢其中国人开的美容院理发。

奥地利犹太流亡者许福画笔下上海拥挤的公交车 （《上海之声》插图）

奥地利犹太流亡者许福画笔下上海黄包车夫 （《上海之声》插图）

犹太难民们审视这座落脚的城市，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一个黄包车夫在上海的晨曦中死去》、《中国舞女》、《勤劳的砖瓦匠》这些诗歌中对社会下层生活的艰难报以同情。

1945年9月3日，隔都正式解放，犹太难民开始逐步离开上海。新中国成立时，旅居上海的犹太人尚有7,000余人，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少数是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籍的犹太人。50年代初上海犹太人继续离开上海。

何凤山（1901－1997）（来自网络）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何凤山塑像（来自网络）

二战期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约4000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其免遭纳粹杀害。何凤山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前往上海的签证则被称为“生命的签证”。整本书读下来，没有任何一篇日记或者书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也没有看到这些欧洲人有学习中文或者中国文化的痕迹，想来作家在75岁高龄编译这些作品已属不易，好在开篇导读和附录将几十年来有关在华犹太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了呈现，弥补了本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