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讲坛｜正直忠贞艾南英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号天佣子，抚州府临川东乡（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人。晚年任兵部主事、监察御史，明朝末年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为人不卑不亢，耿直敢言，反对宦官专权，批判僵硬的科举取士制度，所写文章针砭时弊，开创文坛新风。其一生著述宏富，但传世者少，如致力评选八股文，曾初刻和续刻《天墉子集》，在清乾隆时遭禁毁。曾撰《古今全史》千余卷（饶如恒梯云书屋重刻），惜毁于兵火。与汤显祖、徐世溥等人欲共修《宋史》，未竣事。艾南英目睹明朝腐败与衰亡，见证黎民百姓之苦，胸怀百姓，心系国家。作为晚明抗清志士，更是将满腔的爱国之情践行于生命之中，宁死不降，发出“死后不入清地，只求一棺挂树”之语，真可谓是骨气极高。

聪颖好学，勤于著述

艾南英生于官宦之家，祖父艾挺任浔州府通判，其父艾禹臣官至兵部尚书，伯父艾舜为东乡例贡，其伯舅、仲舅、叔舅均有官职在身，除早亡的儿子骐駼以外，其子、侄皆为岁贡、贡士，艾家在当地可谓是名门望族。不仅如此，艾家家风醇厚，崇尚藏书、读书。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曾祖艾贤因贤德被东乡知县唐世达旌表嘉奖，《天墉子集序》（乾隆十五年杨磊刻本）卷首载其“家藏数万卷”，可见艾家家学深厚。

艾南英生而聪慧，敏而好学，从小深受家学熏陶，勤学不怠，无书不读。“及稍长，即能尽读季父所藏”（《天墉子集序》卷十一，张符骧刻本）。七岁便入学。十岁时，其父以“竹林七贤论”为题，艾南英援笔立就（朱旋《东乡县志》康熙三十六年刻本）。十一岁时有人曾用四道八股文题目考他，艾南英不属草顷刻完成（《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康熙三十四年张符骧刻本）。十七岁参加县试，位列第三，为县令李养白（亦作李精白）所赏识。十八岁以《推恶恶之心》一文名列第二，并与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相识，世人称之为“临川四才子”即江右四大家，并评价“天下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形成了天下文章首推豫章的局面。

艾南英少时学秦汉文，后转习唐汉文，并以八股文闻名天下。自述“积学二十余年……无所不究；书自六籍……无所不习”（《前历试卷序》），从三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其间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三十五岁时作《孔子像赞》《孙侯满考序》等，三十六岁作《前历试卷序》《募铸铜佛》等，三十七岁作《踏花篇序》《德山五义序》等……六十五岁的《大士墓志铭》。这足以说明艾南英才气颇高，然不幸之哉，据其孙艾为珖回忆“先王父著述甚富……兵火散佚”（艾为珖《新刻天墉子全集·凡列》康熙三十八年版），仅有《禹贡图注》一书传世。

直言不讳，敢于发声

艾南英在青年时期曾受其师汤显祖的影响，心存浩然之气，充满正义。他对阉党把持朝政直言不讳，为有志之士得不到发声而悲愤，反对丧失骨气的攀权逐贵行为，批判八股文取士制度以及舞弊行为。

明天启四年（1624），艾南英以《君子坦荡荡》一文讥讽阉党专政之祸，其子艾斯瑝认为父亲在文中“直言不讳，且征引汉钩党，唐白马之祸为戒”。四十二岁的艾南英早已饱尝科举不中之痛，“而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前历试卷序》）。但正因讥讽一文，艾南英被阉党罚停三科，仕途自此中断，然其终未有悔，并吼出“一无赖男子自宫以进，遂得窃弄威福，诛助忠义”。

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理论革新八股文取士制度，力求改变文坛陈词滥调之风。故豫章社网罗天下八股文，尽九州文人之力变革文风。南昌大学龙野老师指出，艾南英时文理论的合理之处，认为其背后具有强烈的乡邦文化意识（《论艾南英时文主张与江右文化传统之关系》）。艾南英提倡学习唐汉文，而豫章社内对此观点相左，以及陈子龙举起复兴前后七子的大旗，遂迸发了多次激烈争论。比如天启六年（1626），艾南英三次于书信责难周钟，指责周钟不按唐宋准则选文，竟直呼其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可见艾南英不吐不茹。崇祯元年（1628），艾南英奔走吴地，本想就张溥的《表经》当面一论，未能如愿，却与陈子龙、夏允彝语多不和，又经书信而论，从此失和（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崇祯二年（1629），艾南英不满张溥、张自烈，用“文之诲盗者”诘难张溥事件，对此，张溥上书临川知县张采，望断艾南英文学之路、绝艾南英容身之地。张采则从中撮合，艾南英丝毫不退让，坚持己见。至此，二人断绝。而由房选引发的论争越演越烈，龙野则认为，以张文烈为代表的江左文人与艾南英之争是“以豫章攻豫章的产物”，本质是江左与江右两派以秦汉、唐宋文学在地域上的呈现（《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同年，艾南英因酒酣畅怀后，于江上言房选一事，陈子龙听之不快，遂当众殴打艾南英，以致断交。更为惋惜的是，崇祯三年（1630）夏，艾南英的《四家合作摘缪序》一出，豫章社分崩离析。可见艾南英一心革新，为挽救颓废的文风坚持不懈，对返旧的支持者苦心相对、大力争辩。崇祯七年（1634），项煜指出艾南英之文乃是肤浅、腐朽的代表（《丹午杂记》），艾南英则不满项煜点读四句的评卷行为，撰文发声“士子三年之困……弃之不顾，此岂有人心者乎”（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六）。但以一人之力对抗文社，无疑是寡不敌众，又因艾南英言语直切要害、用语犀利，张廷玉评论道“负气凌物，人多惮其口”（清《明史·文苑传》卷二二八），众多文人皆避之。究其根本，艾南英为人正直、不畏权威，故而能以文为器、以笔讨伐，遂敢于应不平、发不鸣之声，“以布衣而有易世之思，以卑格而有不朽之志气”（陈际泰《艾千子新草序》收录在艾南英《艾千子先生全稿》卷首）。

心系百姓，以身报国

艾南英生活拮据，却心系百姓，位卑却不敢忘本，从以民、为民、依民入手实现自己的爱民之心。明末流贼泛滥，百姓苦不堪言。为此，艾南英曾三上书蔡太尊，他建议“御贼之计，上之出兵歼剿，中之堵截，使之不入境”（《流贼至乐安·上蔡太尊论守城书》）。至流贼转向抚州境内，则再上书蔡太尊驳斥守城布防的劣势（《再上蔡太尊论守城书》）。后流贼退至吉安永丰县，复又上书蔡太尊解决盗贼之患（《流贼退至吉永丰上蔡太尊论战守事宜书》）。继而流贼经会昌至安远县城，艾南英言辞恳切上书县令，书中指出盗贼“全队而归，休息数年，势必复出”的危害，请求县令加强防御，修建外墙抵御流贼（《流贼退至安远上本县王父母论东乡事宜请书·驻外城书》）。此外，艾南英深入民间，发现江西“富民养马”政策有损百姓之益，毅然上书县令郑三尊，提出采用买卖百姓劳动力的建议。再如破除赣州酷吏之害，艾南英不忍百姓深受其害，上书巡抚潘昭度请求严惩酷吏、改革风气，百姓无不称手叫好。

艾南英深怀爱国之心，积极提出政治主张，后半生颠沛流离，奔波于救国守城之间，并在国难之时，以身报国。如对明末边防，直指明代边防缺陷（《上提学怡云陈公祖书》）。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大举入侵，江西告急，艾南英弃文从军，与众多抗清志士共同抵挡。然东乡沦陷，抚州失守，艾南英悲愤交加、抑郁成疾。降将金声恒以信劝降，六十一岁的艾南英宁死不屈，只身前往福州投奔唐王继续抗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唐王被俘，晚明大势已去，艾南英殉国而亡，徐鼒评论他为闻难而死，其孙艾为珖言他身死国难。康熙末年，蔡衍上书《上满开府请葬艾东乡书》，艾南英终归故土，东乡以祠奉之。

艾南英一生才华横溢、忠国爱民，将一腔热血洒于大地。他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无官僚之气，更无门第之偏见，也从不因国祸而退缩，不因权势而惧，气节高尚。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人文关怀的现实精神，心系百姓，以一残躯为民请命，从骨子里流淌出爱民报国的理想，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