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起义发展的重要节点，决定的作战方略堪称创举

明王朝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明思宗朱由检诏命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自陕西东进，山东巡抚朱大典由山东西征，两面夹击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为了应对明军的“围剿”，起义军领袖高迎祥在李自成的建议下，聚集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张献忠、马守应、罗汝才等，于河南荥阳召开紧急会议，共商抗击明军的作战方略，史称“荥阳大会”。

义军领袖高迎祥（画作）

会议一开始，各路义军的与会将帅便立足自身的处境，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此起彼伏地喧嚷着个人的观点、意见。

有的畏惧明军的强势进攻，提议暂时退缩，保存力量；有的主张固守各自的地盘，届时呼应救援；有的建议向明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西南等地区转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有的则认为，大家应协同作战，积极主动地迎击明军……

高迎祥的副手李自成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现状，并明确指出：“强大的敌军来势汹汹，任何一支义军都难以独立抵挡。”

接着，李自成旗帜鲜明地提议，义军要想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已有的战果，必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统一调度，联合作战。

荥阳大会上的李自成（画作）

他还豪气干云地鼓励众家首领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

最终，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实力较强的义军首领，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反复解说、引导下，搁置分歧，接受了李自成的对敌方案，同意将十三家七十二营义军整合、组建为五路大军。

第一至第四路大军，分别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防御或迎击敌军。其中，东部是主要抗击方向，力求突破。第五路大军，负责往来接应、援救。

具体的部署为：贺一龙、贺锦等南御四川、湖广的明军；马进忠、横天王、李万庆、许可变等，西阻陕西明军；罗汝才、惠登相等驻守荥阳、汜水，扼守黄河隘口；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率军东征；马守应、九条龙等率部往来游击策应。

荥阳大会上的义军首领（画作）

这一战略部署，不管是就当时的战争局势来讲，还是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来说，都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各路义军能够严格地落实、执行，明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可惜的是，荥阳大会后不久，曾言之凿凿地表示坚决奉行大会既定方略的各支起义军队伍，又各自为战、分散活动，致使联合、统一行动有名无实，导致各部的对敌作战不断受挫。

尤其是，大会议定的主要作战计划——东征，很快破产。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在率军东征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意见分歧，难以合作抗敌。

这种情况下，高迎祥、李自成只得率本部人马返回河南，随之与罗汝才等汇合入陕。张献忠则率领自己的部队，按照个人的一己之见，进军南方。

进军南方的张献忠（画作）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率部从汉中北进，在谋攻西安的途中，不幸遇伏被害。

高迎祥之死，对各路农民起义军来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没能奉行“荥阳大会”决策的他们，失去了联络和指挥的中心，被明军各个击破，有的甚至遭受重创。

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继续高举“闯王”大旗，独自统帅高迎祥留下的队伍，转战于川陕之间。由于敌人的强大和义军中存在的严重的“流寇”作风，导致李自成接连败北，队伍不断缩减。

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李自成在潼关战败，“尽亡其卒”，只与刘宗敏等十八人突出重围。之后，他们避入商洛山，偃旗息鼓，待机再起。

待机再起的李自成（画作）

同年，南下作战的张献忠也迫于明军的威势，不得不在湖北接受明朝廷的招抚。随之，驻守谷城，屯田自养。罗汝才等其他义军既有“受抚”的，也有见势不妙，自行退入山高林密之地养精蓄锐的。

这样，明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低潮。直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随着张献忠的重举义旗，李自成等才又趁机振奋而作。

综上所述可知，荥阳大会是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

以高迎祥为首的各家起义军，在长期反抗明王朝残暴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初次认识到联合作战的必要性，并企图改变过去各自为战的局面。

高迎祥与各路义军（画作）

在此前提下，面对强敌的他们及时商定了客观、正确的联合作战方略——统一行动，分头防御，重点进攻；找准薄弱，乘机歼敌，突破重围。

如此集会商讨战略战术，谋划大规模的联合作战，这在以往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中不曾有过，堪称创举。

可惜的是，政治斗争目标尚不够明确的各路起义军，没能克服分散主义、流寇主义等种种弊端，致使动机纯正的荥阳大会没能收获预期的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明史》、《怀陵流寇始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