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芳、傅士仁：小人物坏大事的典型

关羽在樊城被徐晃击退后，只是步兵受损，还握有一万多水军，面对曹操的倾巢出动的压力，反攻已不可能。可关羽已在荆州经营十二年，公安、江陵都是坚城，还可固守一战。没想到吕蒙白衣渡江，突然偷袭夺取荆州，而且孙权尽起大军随后支援（东吴当时有名的大将都出动了），使得关羽军团骤然面临两大势力的夹攻，陷入了独木难支的险境，特别是镇守公安的傅士仁、江陵的糜芳先后投降东吴，在关键时刻叛变革命，则彻底将关羽送入了绝境，应该说是导致关羽迅速败亡的主要原因。

傅士仁、糜芳在三国乃至刘备集团，都算不上什么响当当的人物，但都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傅士仁是幽州广阳郡人，刘备是幽州涿郡人，是老乡，有人说是刘备的“发小”。糜芳更不简单，是刘备的二舅哥，当年不仅把妹妹许配给刘备，还和哥哥糜竺变卖家产，在徐州支持刘备招兵买马，算是刘备集团创业的风险投资人。吕布被剿灭后，曹操保举糜芳为彭城相，他都没去，还是跟着刘备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可以说资历老，苦劳多，忠心也不差。可以说两人都是刘备信任的近臣，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候给了刘备的好兄弟关羽一刀，一仗不打就献城投降呢？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的原因有三：一是素皆嫌关羽轻自己。平时关羽就看不起这两个人，一直没有给过什么好脸色，于下无恩，两人也很不忿。二是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 芳、仁咸怀惧不安。在出征打仗时，两人留守后方提供后勤保障不力，关羽扬言：打完仗回来要治罪。两人平时就不受待见，此时心里更是害怕。三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孙权察觉到了关羽军团内部不和，派人偷偷诱降，再加上奇袭荆州、兵临城下，二人投降。

按照这个记载，上下失和，内部团结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傅士仁、糜芳临阵叛变投敌的结果。

关羽作为主将，当然首先应当负领导责任。作为留守荆州的司令官，守土不丢是关羽的第一要务。要守住地盘，外要修武备，内要聚人心。显然从与傅士仁、糜芳的关系来看，在聚人心方面关羽并没有处理得很好。不仅平时没有给过好脸色，战时最需要用人之际还不注意团结，威逼施压，使两人离心离德。在一个团队中，既然成为一个集体，共同担负一项使命，虽然能力有高低，所谓鸡鸣狗盗，用好了都会为团队做出贡献，作为领导应当倡导团队意识，善待下级，想方设法地维护团结，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就算不喜欢，至少应当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不能像关羽那样好恶都带在脸上，这对傅士仁、糜芳的工作积极性打击很大，也会使其他文武不敢与他们来往过多甚至刻意保持距离，在团队中埋下分裂的种子。

此外，关羽既然不喜欢傅士仁、糜芳，甚至怀疑刘备安排二人在荆州就是为了监视牵制自己，战时出征就应当带在身边，安排信得过的人留守并负责后勤支援。这样即使傅士仁、糜芳在战场上成不了事，但也不至于坏了大事。或者随便给他们个能立功的表现机会，借机一封保举信给刘备，大肆夸奖，把他们高升调走也行，而不是放任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内心里逐渐的膨胀，终究养虎成患。

但是，客观地说，领导的刻薄寡恩只是外因，远达不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傅士仁、糜芳在人品和气节上也有问题。两人都是刘备信得过的近臣，平时对关羽的轻视，估计心里也很是不爽，怨言不少。但这都是个人恩怨，关羽出兵交战，不是关羽的个人事业，更事关刘备集团的兴旺发展，是公事、是大局。就算后勤工作有差池，对于主将“回来找你们算账”的话应该理解为战时的压力，而不是萌生投降的念头。关羽是说过回来追究他俩的责任，但如果他们坚持抵抗，吕蒙也不可能就轻而易举拿下城池，坚守能等到关羽回到江陵城，也算留下一线生机，关羽还会治他们的罪吗？面对孙权的利诱和兵临城下的压力，不思报效刘备的信任，不想对荆州全局的影响，因为私人的恩怨和个人面临的利害威胁就叛变投敌，导致关羽被杀、荆州沦陷，罪责难逃。

如果刘备真的有派傅士仁、糜芳监视牵制关羽的意思，是乐得见双方不和的。但物极必反，不善抓班子带队伍的领导，遇到人品不佳意志不坚的下属，上下失和，离心离德，日积月累，结果就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大问题。上级发现问题却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纵容鼓励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则对事业危害更大。这种问题在现实中经常遇到，像张辽、李典那样格局大、气量高，面对强敌，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共同御敌的只是例外……